双赢彩票事业的飞速发展，“这是一次非凡的旅程”。作为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他积极为上海
2023年，弗朗西斯·高锐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该奖项是为表彰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中外交流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设立的最高荣誉奖项。
近日，在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科建设二十周年研讨会上，弗朗西斯·高锐通过视频连线月起受聘担任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名誉院长，更加关注知识产权这门学科在中国高校的发展。
“知识产权在它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门幕后专业，在相对隔离的环境中过着平静的生活。”高锐说。但是，这种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改变。随着知识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的发展，“知识产权”从幕后来到了台前，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前社会正处于技术主导的时代。“我们需要开发新技术，并且为这些技术的发展提供动力。”高锐认为，这就是知识产权的作用。
专利所有权被视为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工业技术的重要标志。他透露了一个数据：2022年全球范围提交的专利申请中，中国占比46.8%。他认为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创新的持续发展趋势。
4年前，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高锐说，创新无疑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点，也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创新促使中国从一个工业化或者制造业国家转型成为一个具有高附加值的，以设计、智能制造、创新为基础的经济体。
这次与上观新闻的对话中，他再次强调了中国创新发展的出色表现：“中国将创新视为经济战略的关键要素。”
弗朗西斯·高锐：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我开始接触到“知识产权”。我的论文方向是商业秘密或机密信息法，这个研究方向在当时缺乏清晰的分析框架。通过这项研究工作，我接触了专利制度，从此对知识产权的兴趣与日俱增。
我很荣幸能够从事知识产权工作。因为，通过知识产权提供的窗口可以了解诸如“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社会新兴技术的发展，还能更进一步地了解这些新兴技术发展和管理所引发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上观新闻：如果普通人问，知识产权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作为在知识产权领域深耕多年的专家，您会如何回答他？
弗朗西斯·高锐：其实，知识产权通过技术和文化影响了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生活。技术在社会和经济中无处不在，新技术的发展又影响了我们每个人。技术现在成为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优势的源泉，知识产权恰恰保护了这些竞争优势。
另外，知识产权还保护了新的文化创作，比如音乐、文学、诗歌、摄影、电影和电子游戏等。这些创作常常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文化价值，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上观新闻：还记得您第一次来中国时的情景吗？您如何评价中国知识产权的发展？
弗朗西斯·高锐：1989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参加当时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即现在的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的新大楼启用仪式。1984年，中国第一部专利法通过后，中国专利制度的使用迅速增长，仅仅5年，就需要这座新建筑登场并发挥作用。
如今，正逢第一部专利法颁布40年，中国收到的专利、商标、外观设计和植物新品种申请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这既反映了中国国内的强大的技术实力（国内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也反映了中国市场对外资企业的巨大吸引力（国外申请人提出的申请）。
当然，知识产权不仅仅是各项申请。知识产权的申请是一系列流程的最终结果，这个流程包括出色的教育体系、研发、实力强劲的研究机构和大学、资金投入、经验丰富的中介服务和咨询专家，以及营销策略。中国在这些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再比如说，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研发投资国，仅次于美国，正迅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中国发表的同行评审的科学和工程文章、从中国大学毕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另外，一旦创新进入市场，就有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来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争议。而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推动知识产权法的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也是世界一流的，中国还有大量技术娴熟的专业人员，助力企业保护其创新成果，制定战略双赢彩票，推动创新商业化和国际化。
弗朗西斯·高锐：我认为这些卓越成就的关键是，中国的领导层对知识产权从政策层面给予高度重视，这一自上而下的政策得到整个国家的支持，包括国企、民企、大学和研究机构等在内。
习主席在许多场合谈及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其他领导层成员也非常关注，并且自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来一直如此。这个高层级的政策重视已转化为一项总体战略，将知识产权视为有效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将创新视为中国经济战略的关键要素。
上观新闻：您对中国知识产权的发展评价颇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擅长拷贝外国技术，而不是领导技术创新。您如何看？
弗朗西斯·高锐：我认为模仿是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好比我们教年幼的孩子，也是让他们从模仿大人做事开始，直到他们能够独立思考和行动。
从历史上看，所有国家和文化都曾经模仿过其他国家或文化的优秀之处。我用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举例说。自14世纪起，中国的四大发明为欧洲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印刷术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加速器，助力了欧洲的全球探险，火药助力了欧洲的征伐。
再比如，一些国际借鉴的例子，包括丝绸制造和茶叶生产的材料和技术，这两种材料和技术，很多国家是从中国偷学来的。知识产权所起的作用就是，明确了什么是允许模仿的，什么是禁止复制的。
上观新闻：您对中国的历史非常了解。从历史和现代两个维度看，如何定义中国创新发展的角色？
弗朗西斯·高锐：从历史角度看，如果把世界比作一个技术银行，我认为，中国更多的是贷款人的角色，而非借款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很强的技术创新力。
许多现代指标同样可以证明。比如说，中国拥有比美国更多的超级计算机，中国公民更常获得戈登·贝尔奖，该奖项旨在表彰那些利用超级计算机在科学、工程和数据分析创新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人士。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2022年，中国安装的工业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中国在、5G、量子信息科学、半导体、生物技术、高超音速飞行和绿色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有时甚至是领导地位。根据华盛顿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的“2023年汉密尔顿指数”，截至2020年，在10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行业中，中国成为7个行业中的领先生产国。
上观新闻：不仅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巨大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显示，国际专利申请中，超过一半来自亚洲。
弗朗西斯·高锐：我们正看到人口结构、经济和技术能力以及生产在向亚洲发生重大转变，世界创新的核心区域正在逐渐东移。总体来说，近几个世纪来，经济和技术重心已从欧洲转移到北美，现在又转移到亚洲。其中，以中国为首，日本、韩国紧随其后，很快又转移到印度。
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二的知识产权专利申请是在亚洲提交的，中国是最主要的申请国，日本、韩国、印度紧跟其后。亚洲的角色正在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实验室。当然，亚洲的专利申请区域间分布是不均衡的，但我认为，创新的核心区域逐渐东移，是200年左右才发生一次的重大转变。
我想强调的重点是，这种转变并没有削弱前中心的能力，而是相对后来者而言，前中心变弱了。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欧洲尽管不再占主导地位，但仍然是重要的竞争对手。总体上国家间的技术竞争更加激烈。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其中，随时可能出现“新玩家”主导“”，或者这样的“新玩家”已在酝酿中。
弗朗西斯·高锐：知识产权发展的复杂性是一个趋势。包括知识产权治理，比如单个国家、双边、区域、国际等层面的政策行动，以及知识产权的内容，如数字技术，特别是领域中产生的棘手问题等。
还有一个趋势是社会参与。在知识产权诞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本身就是一门学科，与公共政策的其他领域几乎没有互动。现在，知识产权作为创新的中心也就是经济的中心，多样化地参与加入其他系统政策中。比如在健康领域，知识产权成为药品生产问题的核心所在。
上观新闻：您刚刚提到，知识产权在未来的发展中，人工智能领域产生了棘手问题。现在，人工智能可以生成人脸、篡改图片等。从知识产权政策制定的角度，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弗朗西斯·高锐：我认为政策制定者对人工智能的挑战的应对措施还不够充分。到目前为止，政策关注主要集中在道德、偏见、安全、保护和自主军事应用等方面。我认为有两个知识产权问题迫切需要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和行动。
第一个问题是数据的获取。也就是说，任何数据包括受版权保护的数据，都可以被输入到算法中。而算法操作员使用了受版权保护的数据，是否应该被要求向版权所有者支付费用？换言之，我是否可以把泰勒·斯威夫特（美国女歌手）的音乐曲目输入到一个算法中，来制作类似泰勒·斯威夫特的音乐和表演？
第二个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已经到了自主（即独立的机器）创作的阶段，并正走向自主发明的路上。现有的版权和专利法对应的是人类作者，换言之，机器自主创作或自主发明被排除在外。那么，如果人工智能有自主创作和创新的话，我们应该考虑制定什么样的体系来管理。
上观新闻：数字化时代已经来临。经典知识产权制度很多是为工业时代设计的，是否适合数字时代？
弗朗西斯·高锐：我认为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必然受到数字技术到来的挑战。通过互联网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访问数字化应用程序。以音乐举例，通过流媒体服务，一个国家提供的音乐可以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访问。而我们的知识产权系统是属地性的，因此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带来的一个直接问题是，它适用哪国法律，以及如何在多个司法管辖区执行法律。
另一个是模仿、复制的容易性带来的问题。一部电影可能需要18个月的制作时间和数亿美元的投资，但它可以在几分钟内以零边际成本进行数字复制。这个问题存在多年，法院和立法机构也在努力厘清并建立一些国际规范。
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购买的是访问权限，比如享受音乐先要看一段广告。有人说，广告已经取代了互联网上的创意作品的知识产权。我并不这么认为。在现实世界中，如果不付钱给房产所有者，你就不能在别人的房产上张贴广告牌。在互联网上，你不能出售与音乐播放或电影放映有关的广告，除非你向音乐或电影的产权所有者付款。因此，这些平台向广告商出售空间，但其必须向一些有公众影响力的音乐或电影的知识产权所有者支付费用。
上观新闻：数据已经成为企业的另一项重要资产，但是中国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数据保护的重要性还缺乏认识。您有何建议？
弗朗西斯·高锐：数据是当前政策的难题。世界正缓慢地把这些数据“碎片”拼凑在一起，比如隐私领域，我们还远远未能看到全貌。
对于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企业未来的创新以及竞争优势，都体现在企业的数字“足迹”中。这意味着企业必须认识到需要拥有足够的法律、行政和网络安全等，并且以商业机密的方式保护那些将来可能转化为发明和创新的未公开数据。
2018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接受资助或在进行研发的所有企业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商业机密被企业列为最重要的知识产权，排在商标和专利之前。
弗朗西斯·高锐：上海是一座奇妙而活力四射的大都市，融合了古老和时尚的精华。上海是传统和现代文化的中心，也是创新的中心。
我还发现，上海是一座非常开放的城市。回顾历史，那些在世界历史的各阶段成为科学、技术、文化、商业和贸易中心的城市和地方，拥有巨大影响力和软实力，这些城市都具备开放的特质，这也是它们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
开放让一个城市能够从任何地方而不仅仅是本地，汲取最优秀的养分。1464年，在威尼斯颁布的第一部正式专利法正是这样做的。它被设计成鼓励本土发明家、吸引外国优秀人才的工具。专利法的法规里写道：“这座城市里，因其伟大和善良，吸引了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以及能设计创造各种巧妙发明的最聪明的思想。”
上观新闻：上海正在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您认为上海的优势有哪些？
弗朗西斯·高锐：上海拥有多方面优势。上海有卓越的连接性。比如说，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以运送货物量计算，上海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作为一个拥有近2500万居民的家园城市，上海的基础设施无论是实体还是虚拟的，都非常出色。这些发达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为创新产品的传输提供枢纽。
让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所需的产品需要资金。上海拥有良好的资金渠道，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全球市值排名靠前的交易所。这座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是通往充满活力的邻省以及东北亚、东南亚的门户。
另外，知识产权在上海已经高度发展，其大环境是优秀而全面的。比如，上海的知识产权环境受到国家和市政府的密切关注和支持。上海有一流的教学和研究大学，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充满活力的分支机构——上海知识产权局，有专设的知识产权法院，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法院共同合作的替代纠纷解决服务，有着一流的专业人员和创业文化。
创新产业对社会和经济愈发重要，在支持这些产业的知识产权领域，上海具备巨大的发展潜力，也拥有巨大优势。
上观新闻：作为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名誉院长，您对今后上海培养国际化知识产权高端人才能否提供一些建议？
弗朗西斯·高锐：我认为在中国的大学里建立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济大学很早就认识到知识产权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以及与学校理工科系和上海、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所高校正逐步成为知识产权国际卓越中心，我非常荣幸参与其中，十分期待同济大学和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未来不断发展壮大。
创新生态系统的未来专业人才来自这些学院，他们对知识产权的发展开展重要的研究，为国家和企业的政策制定贡献力量，他们能协助大学制定研究商业化的政策，通过外国学生建立未来的对外联系，并与其他国家的同行建立联系，分享经验、观点并互相学习。
高端的国际知识产权专业人员越来越需要跨学科的技能。当今环境下，成为知识产权专家需接受一定的科学培训，还要不惧于处理科学问题，熟悉计算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应用和潜力，以及具备一些法律和监管的专业知识。
上观新闻：您曾说自己与中国有很多的渊源，对中国文化和传统充满向往，怀着崇敬之情。
弗朗西斯·高锐：来到中国后，我立刻被中国深远的古代文化，包括绘画、书法、文学、诗歌，以及老子、孔子等人的哲学著作所吸引。中国的这些深厚而悠久的文化，自然而然必须通过才能让每一代人都能接触和传承。我相信这也是中国历来重视并建立如此成功的教育体系的原因之一。
在当今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教育对于这种丰富而古老的文化的延续和创新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让每一代人都掌握必要的技能，成功参与到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中。对一个国家来说，经济的成功最终取决于其人力资源的质量。
墨尔本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剑桥大学法学博士。2008年至2020年，担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总干事。2021年3月受聘为上海市政府第九届决策咨询特聘专家，还担任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名誉院长、上海多所高校名誉教授。